专题探讨:互联网法治

• 专题导语：持续推进网络法治

  魏永征;

  <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地带。我们国家一贯重视推进互联网领域法治，及时而持续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本辑论文，就是以网络法治为主题的。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的问题始终存在，大国博弈十分激烈。李彦博士的《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建构的观念及话语实践》一文，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框架，

  2021年02期 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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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建构的观念及话语实践

  李彦;

  话语在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我国在对内进行互联网治理，对外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并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网络主权”这一概念话语，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中国治网话语”,成为我国对内、对外两个互联网治理场域的基石。本文借鉴了话语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源，首先探究了我国从“互联网主权”到“网络主权”的概念演变，以及在多个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制度平台上的话语实践，认为这两条话语实践路径共同促生了“网络主权”概念和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创办。接着比较了“网络主权”观念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所蕴含的“互联网自由”观念，认为两者在政策、程式、哲学三个层面存在分歧和冲突。最后分析了我国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如何运用“前置话语能力”,完善协调性话语以应对交往性话语的质疑，认为中国治网话语体系的建立与西方世界的质疑密不可分。

  2021年02期 5-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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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形态的变革与传媒监管的演进

  李丹林;王悦;

  传媒形态是指一定时期基于技术应用与社会整体环境影响，所形成的传播特点、传受关系、传媒组织结构、传媒制度等方面的总体情形。传媒监管是基于特定的目的，国家通过立法及其他强制性手段对于与内容相关的传播行为及行为主体的规范和约束。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着传媒监管制度的理念，技术、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着监管的原则、体制、机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具体监管模式则是根据特定的传媒形态产生和变化。从监管角度研究传媒形态，就是观察影响决定传媒监管制度的传媒的具体情形。伴随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伴随我国整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传媒形态相比较于以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我国传媒监管的许多方面还依然未能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未来传媒监管的改革和完善，需要从理念、认识、准入、内容标准等诸多方面考虑进行。

  2021年02期 18-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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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群体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条件性因素研究——基于理性行为理论的探讨

  任怡林;牛静;

  本文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并结合第三人效果理论和刻板印象，研究中学生的家长(N=515)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家长对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态度在主观规范、第三人效果、刻板印象与家长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意向的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家长调解有效性在态度与行为意向间发挥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创新性地证实：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态度，主观规范、第三人效果、刻板印象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呈现为一个中介效应模型，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TRA模型。此外，本研究基于家长视角研究政府规制问题，有助于全面地评价政府对网络游戏规制的动因与影响。

  2021年02期 38-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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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二元规则”

  雷丽莉;

  个人基于自身的网络行为，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个人信息。鉴于其“可识别性”以及和其他信息的聚合能力，个人信息成为打开各项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的钥匙，也成为对社会管理、商业利用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源。让渡一定的个人信息，又成为个人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企业服务的前提。因此，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属性、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三重属性。无论是欧盟的GDPR,还是我国的《民法典》,都尽力在个人信息的利用价值和给个人权利带来的影响之间进行平衡，在对个人信息处理进行限制的同时规定了大量的例外情形。本文认为，公、私领域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分属两类不同的法律关系，应遵循不同的规则。面对公权力，个人往往不能选择同意与否，也无法授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使用就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只是个人对公权力的“授权”需要通过立法，以“集体决策”的方式进行，否则就会因人而异，从而有违平等的人权基本原则。对于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和私人使用，尽管也存在技术资源掌握的不平等带来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但法律应该做的不是家长式的强行干预，以保护的名义剥夺个人在权利处分上最终的决定权，而是应在遵循意思自治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立法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权利人能够与强势地位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平等磋商。

  2021年02期 55-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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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传播与应对

  周丽娜;

  虚假信息自古有之，当前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算法技术的发展，使传统把关人角色被取代，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相比于其他媒介，社交平台更注重用户兴趣和信息点击量，信息质量和真实性居于次要位置。假新闻的治理关乎平台、受众、政府、第三方等多个主体，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事前预防、传播控制、追责处罚、事实澄清的治理体系。在治理途径方面，本文提出应当区分“虚假信息”与“谣言”,应通过强化平台责任、提升社会整体媒介素养、确立事实彻查机制、优化算法等新途径，加强对网络信息治理的理性思考，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021年02期 70-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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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探讨:科学传播

• 专题导语：科学传播的当下与未来

  刘于思;金兼斌;

  <正>2020年，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份。回望这个被《时代》周刊称作“最糟糕一年”的历史切片，不禁令人感慨:自然的力量不因时移世易而改变，任何对能动性的夸大都可能使人再次为自身的傲慢付出代价。而作为现代社会的火种，科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存续，或将成为文明自我维系的最后一线微光。如同从前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对科学传播的深切需要，联系着全球不同国家、种族、代际、性别和阶层中的个体，

  2021年02期 89-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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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合科学性与新闻性张力的“循证科学新闻”——基于一项移动互联网调查的结论

  杨恒;金兼斌;

  媒体是科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发挥了将科学文化向大众传递的中介作用。但是媒体记者与科学家所属的职业文化不同，导致科学新闻中新闻性与科学性存在着恒久的张力，影响了科学传播的效果。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于药物“瑞德西韦”的报道为例，结合我们对媒体从业者和科普工作者的调查，分析了科学性要求与新闻性要求在严谨性与可读性、渐进性与及时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三个方面的差异，并提出源自循证实践的以规律性为准则的循证新闻，是弥合科学性和新闻性之间张力的可能途径。

  2021年02期 91-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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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发式效应还是领域间差异?探索线上争议性科学和社会议题态度改变及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

  金璐;刘于思;

  近年来，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当代人新闻消费的主要场所。除信源和信息一致性等因素外，社会背书作为社交媒体独有的技术特征，为在线新闻选择提供了新的启发式线索，影响着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决策。然而，人们对社会背书线索的依赖可能因不同议题领域而异。本研究通过2(立场：反对vs支持，被试间)×2(社会背书：低vs高，被试间)×2(议题：社会vs科学，被试内)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以开放校园和转基因两个争议性公共议题为例，考察议题立场和社会背书如何在社会和科学领域对态度改变和参与意愿产生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个体的认知需求差异后，无论社会背书高低，线上公共信息接触都能促成更积极的态度转变，这一效应对科学议题的支持者作用更为明显。反对者接触高背书信息时的参与意愿受议题领域的直接影响；支持者的参与意愿影响机制则表现为态度中介的议题领域间接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社会背书作用于线上信息加工的复杂影响机制，为细化社会背书效应的工作情境、有针对性地开展争议性信息传播提供了经验依据。

  2021年02期 106-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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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接触、谣言知识、感知差异和传播效果：对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第三人效果的考察

  冯强;马志浩;陶炜;

  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类型，食品安全谣言广泛存在于互联网络。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用第三人效果理论分析其他信息类型的感知影响，但以第三人效果视角对网络谣言展开的研究依然缺乏。本研究以食品安全议题为分析对象，研究其网络谣言的第三人感知效应(感知的自我和他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和对个体的影响。借助网络问卷调查(N=795)发现，人们相信食品安全网络谣言对他人的影响超过自己，存在显著的第三人效果。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食品安全信息的媒介接触和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知识都能够显著影响第三人感知。另外，第三人感知也正向影响到对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的风险感知和治理支持态度。本研究对理解网络谣言的影响机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21年02期 125-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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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验是否影响信念：以中国公众的新冠疫情认知为例

  楚亚杰;余文婷;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及随之而来的不实信息疫情再次引发人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期待。从大众传播到数字传播，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演变，信息处理策略作为媒介素养的核心要素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以应对信息环境的变化。当下以查验为代表的信息处理策略是否能够化解不实信息对科学认知的负面影响?通过一项代表中国网民总体的问卷调查，本研究考察了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先前经历及查验策略对新冠防疫知识和新冠谣言鉴别的影响。研究发现，频繁使用由专业人士把关媒介渠道的网民拥有更高的谣言鉴别力，搜索引擎的使用也正向预测了知识获取和鉴别能力；对专业媒体和平台媒体的信任一正一反地预测了知识获取及谣言鉴别；先前的不实信息经历反向预测了知识获取及谣言鉴别；积极的不实信息应对和消极的辟谣信息传播，均反向预测了知识获取和谣言鉴别力；自我报告的查验偏好正向预测了防疫知识获取，但对谣言鉴别无显著影响。研究确定了查验这一信息处理策略在新冠病毒认知上的有限作用，并对其中的不一致性做出解释。研究建议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内涵，发展更加可靠的测量工具及重视传播与信念的交互作用机制。

  2021年02期 139-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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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沟通、话语结构与媒介：科学危机与中国社交媒体上“基因编辑”议题的社会表征演变

  陈安繁;张幸;李爽;杨娜;朱文慧;

  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采用网络议程设置的框架，本研究通过对新浪微博(简称微博)上有关“基因编辑”讨论文本的议题属性进行挖掘，对事件前后社交媒体上各类主体关于“基因编辑”议题的话语结构及其演变进行了考察，具体有以下几点发现：(1)科学危机重塑“基因编辑”议题的社会话语结构：“基因编辑婴儿”这一科学危机事件将微博上有关“基因编辑”这一科学议题的话语结构从“科学框架”主导转换为“社会框架”主导；(2)科学的“媒介化”:媒体话语在微博上“基因编辑”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家关于此议题的网络议程受到媒体的影响；(3)“去科学化”的科学：“基因编辑”以一种更全面和多元的方式被解读，其科学框架从主导走向了边缘，其社会话语呈现去“科学化”的趋势；(4)民间与官方话语的脱钩——科学危机下普通民众与政府的议程沟通失效。本研究最后提出了存在的局限，并指出了本文在科学传播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贡献。

  2021年02期 157-1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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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 从“我—你关系”到“我—它连接”:社交媒体与亲密关系的转变

  田林楠;

  情感亲密的形成有赖于个体在自我袒露—他人回应这一人际过程中感到被理解、支持和认同。个体在寻求情感支持时并不会把袒露对象局限在“核心讨论网络”,而是经常向陌生人进行自我袒露，社交媒体则让“亲密的陌生人”现象成为一种社会事实。本文利用参与观察和访谈资料对这一新型亲密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人们利用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所形成的线上情感亲密具有亲密与关系相分离的规定性特征，这种无需以亲密关系为前提的情感亲密指示了亲密关系从“我—你关系”向“我—它连接”的转变方向。这种转变趋向与个体化进程中亲密关系日渐成为一种“破坏性共同体”密切相关。

  2021年02期 187-2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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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下一个崔雪莉?中国大学生眼中的网络欺凌

  刘柳;

  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网络欺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普遍且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与网络欺凌的迅速蔓延所不相符的是，由于其出现时间尚短，社会大众以及学术界对其的认识依旧较为有限，且并未对这一现象形成完整而清晰的理解。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大学生们对于网络欺凌的看法与解读，并据此形成一个具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关于网络欺凌的认识。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在校大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联网使用群体，且有较大的遭遇网络欺凌的可能。因此，本研究基于对25名大学生的半结构式访谈，详细解读了其对网络欺凌现象的理解和看法。研究发现，已有的关于网络欺凌的定义中所强调的伤害性、故意性、侵犯性以及反复性等要素在中国大学生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中却少有提及。在他们看来，认定网络欺凌的标准首先来自对涉及事件真实性的判断，那些无事实依据的诽谤与流言会被认为是网络欺凌，而基于事实的批判不会。此外，针对明星或者追星族的指责和谩骂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欺凌，而在参与网络游戏时玩家间所发生的相互攻击和指责行为并不会被看作网络欺凌。网络的匿名性被认为是网络欺凌产生的重要原因，并且，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的参与者与受害者。

  2021年02期 204-2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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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的逻辑：从收视率到互联网流量

  左敏;李钢;李宁;

  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似乎让“收视造假”问题终结成为可能，但在实践中反而是收视逻辑在互联网领域衍生出“刷流量”的新问题，一段“假”史由此而来。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口述史等多种方法采集史料，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收视调查和节目评价实践进行了回溯和梳理，勾勒出收视率在中国开始实践以来，迅速成为电视业统治性话语，完成了权力化进程并成为行业底层逻辑之一的历史图景，揭示出围绕着收视和流量问题而存在的多元话语和巨大经济利益，以及阿拉伯数字的表达建构为最终价值和意义的运行逻辑。

  2021年02期 218-2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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